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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故事的冲击效应 ——论求学情节对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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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的梁祝故事，勾勒出梁山伯和祝英台与世俗眼光和要求存在明显反差的形象，二人惊世骇俗的言行是传统社会的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因而在大众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梁祝故事由求学、提亲、哭坟三个主要情节构成，这些情节的不合常理，增强了梁祝故事的社会冲击力，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其中，求学情节明显具有对传统教育习俗的悖逆与反抗色彩，“祝英台化装求学，是受诵诗习礼的束缚而进行的强烈反抗”[1]311。一、求学情节冲击了世俗社会教育观念在传统社会，女子不能出外接受社会教育，即便文明开化、风气日新的近代，也依然实行男女分校的教育方式。然而，在梁祝故事中，祝英台不仅外出接受教育，而且还与男性一起读书数年，更是与梁山伯长期亲密相处，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被允许的。正是这一情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梁祝故事具有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效应。在传统社会，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对待男性和女性接受教育的态度都截然不同。“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教故重。则女训亦未可轻。古今家国之际，有圣母即有圣子，有贤妇始有贤夫，政治之本，万化之原，皆系乎此，其教固不重与？”[2]347从表面上看，似乎社会非常重视女性教育，但这也仅限于教女性如何相夫教子、持家奉食，至于学知识做事业则不关她们的事。由于女子识字后可能会接触一些野史、小说、戏文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常常被认为充斥着异端邪说，传统社会便生出“妇人识字多诲淫”的思维，进而产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奇怪理论。这样，女子应该读什么书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于是，《女孝经》《女论语》《列女传》《女训》《女诫》成为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读之书。传统社会男性接受教育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科场成名，光宗耀祖，家庭对男性求学之举是积极支持的，如梁山伯的父亲“一心想供养他上学，长大了取得功名”[3]105。而女性不能参与社会事务，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所以“女子之知书识字，达礼通经，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亶其然哉”[2]343！也就是说，女性接受教育主要是为了成为所谓的“贤妇”“圣母”，即培养“妇德”。“妇德”的主要内容就是遵从传统道德伦理，而传统道德伦理的重中之重又是所谓“男女之大防”。“妇人之德，莫大于端己，端己之要，莫重于警戒。”[2]122在传统社会，女子七岁便要约之以礼。《礼记·内则》即有“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规条。《女论语》要求“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2]80。女子轻易与别人接触，会被视为行为轻薄，甚至上纲上线为道德败坏，也就是民间通俗所讲“不正经”。“嫁为人妇，耻辱门风……遭人指点，耻笑乡中”[2]82。这样的女子不仅会遭人轻蔑、唾弃，甚至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都会遭人耻笑。传统社会不允许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女性对任何社会和家庭事务均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她们只是从事家庭劳动的工具和生儿育女的机器，特别强调“凡为女子，须学女工……机车纺织，切莫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2]81。如果一个女子的女工不精，她将会遭人耻笑。正规教育方面也根本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女性不仅不能与男性一样进入学堂接受正规教育，而且统治者也没有给女性进入社会预置任何通道，她们不能参加社会上任何考试，也不能接受任命承担任何职务。只有在上流社会家庭中，家长才会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家中的女子，但这种教育本身其实也并不是以提高女性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她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对于青春妙龄的女子来说，她们需要的是活泼的天性的满足，是眼界的开阔，甚至于火热情恋的激动。然而，‘十年不出’的幽禁式生活，无疑正与此相违。情窦初开、憧憬一切美好事物的青春少女，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4]祝英台离开家乡到学堂接受正规教育这一故事情节，在传统社会中极具挑战性，它所体现的是故事创作者和传播者对传统教育习俗的一种悖逆与反抗。“女扮男装外出游学，当时虽是惊世骇俗，但实际上，正是广大妇女潜在意识中希望获得与男性具有同等学习权利的反映，也获得了历代开明文人的赞许。”[5]29这种挑战性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力正是梁祝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心理基础。二、求学情节在教育内容和形式方面均对世俗观念提出挑战在传统社会，男女在接受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同样存在明显区别。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引导下，传统社会的正规教育主要让男性攻读圣贤之书，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成为统治阶层合格的一员。当然，普通民众家庭有生存技能教育，但那算不得正规教育，甚至根本算不上教育，只被视为雕虫小技。按照“妇德”“妇容”“妇功”的要求，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于行为规范和家务劳动技能上，并将这些视为一个女性立足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