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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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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渝东南崇山峻岭间一个仪表厂，招工后又返乡务农的父亲，因为山城五年，多少长了些关于外面世界的见识，便把全家跳出农门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所以，求学那些年，我不仅有辍学就医的烦恼，有转学无门的辛酸，有乐得背书的自在，有师生相惜的情谊，还有对老屋的无尽牵挂等。虽然时光远逝、人是物非，有些事物总是令我难以忘怀，有些记忆总在脑海中弥久日新、以为昨日之事。

转学篇

因父亲性格不好得罪人，在落实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时候，生产队长笔下生花，把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分配给我家的地故意多填了一亩，为了这所谓的“多”一亩，公社书记调用法庭力量，把我父亲关在乡政府，以语言警告加手枪威胁的方式对他进行了三天的“专政式”谈话，最后以我家少分一亩地告终，两年后新来的公社书记主持公道，虽然经过核实后补偿了我家本应分的土地，但父亲被“专政”的那份冤屈进而生出的那份精神上的痛苦和无奈，让我这仅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第一次仿佛有些明白了公道、公正对普通人的绝对渴求。于是，我立志要考西南政法学院去学习法律，便于日后为像父亲样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就是我那时简单的理想，正是这份从家庭挫折中诞生的朴素理想，尽管挖掘出改变家景、追求上进的动力，但因家景贫穷、处在偏远山区的社会底层等原因所伴生的降级难、入学难等现实困境和尴尬，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撕裂我对人世、对社会的美好向往，一点又一点极早地让我咀嚼人世的淡薄与辛酸，我就是在这种负向动力的激励下一步一步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

降级的心酸。也因为进入初中后生的那场病，摞下了许多课程，再加学习方法不当，学业明显吃力，初二下期的时候，我萌生通过转学并降级以重新再读提升成绩的想法，没有上过几天学的父亲以为我的想法有理可行，他便请了远房的表哥去了趟酉阳县城，回来后高兴地告诉我，转去外地上学不行，只有在本校降级。由于表哥的表哥的同学在我们学校当主任（也是我的任课教师），于是他写了封信带来，要他同学帮忙在本校降级，以达成我的求学心愿。因为有了信件，父亲很是兴奋，我也增加了希望。第二天，父亲便与我一起到学校，当老师看完信时，我分明看到老师嘴角先是诧异、后是不屑，再是很随便地揉捏着把承载着我的理想和全家期盼的那封信塞进他的裤包里，面无表情地说：“好，我上课去了！”看着老师从父亲身边向寝室快步走开、生怕我们粘上去的背影，我和父亲对视了约两秒后，“等通知吧！” 父亲茫然而又不确定地说。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师非但不为我降级，相反，还在上课的过程中戏说于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转交信件约一周后的上课之时，老师竟然说“我只看得起成绩好的同学，对那些想通过关系降级呀之类的，我是看不起的！”也许其他同学压根都没有听明白或在意，唯有我、刚通过他人有请托于老师的我，彻底在瞬间懵了，也听明白了，不仅是降级无望，而且本想一心求学进取的我一下子变成了老师心中看不起、不受待见之人。真不巧，初夏的那天，天气出奇的好，碧空万里无云，太阳公公看笑话似地，早早地爬过教室外的树梢，流水般向教室直泻而来，室内光线特别的强、也特别的亮，即使空气中弥漫的灰尘微粒也清晰可见，我的脸上霎时青一阵、白一阵，脑袋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四十五分钟一节的课，平时觉得很短、很短，那天却好长、又好长，老师讲的其他什么，全然没有什么印象，但“看不起”三个字在绝望中被镌刻入脑入心。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本是常理之情、无可厚非，但在特定的“降级”语境中，我听出的是十分沮丧、尤其刺耳。也或许是老师的话深深刺痛了我，从那以后，学习自觉了许多，学业也有了明显的进步。稍懂事的我，也不敢将老师的话转达给父亲，怕他从茫然期望到伤心绝望，当父亲不经意间追问降级有无回声时，我只有含糊其辞地说等初三考过后再说吧来搪塞他那求证的急切心情。当然，由于基础太差，初三毕业那年，我符合规律地没能升入高中，虽然李溪中学也开设了初中补习班，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去酉阳县城上民办的钟灵补习学校，也正是第一次远离故土去酉阳县城读的那个初四年级，实现了学业的大转折，当校长见到我父亲时说，“不用担心，你家小孩进了保险箱，考个中专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父亲自然也十分高兴，也就慢慢忘记了降级不成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