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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至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探讨中国复兴

来源:求学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1-11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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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陈平】 我生于抗日战争后期,亲历重庆解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深感历史潮流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探讨中国的复兴之路,是我求学和

【文/陈平】
我生于抗日战争后期,亲历重庆解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深感历史潮流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探讨中国的复兴之路,是我求学和探索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
我受华罗庚感召,于1962年进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学习,深受前辈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临照的影响,不仅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有浓厚兴趣,也反复思考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历史原因。
1973年,我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期间,业余时间读到普里戈金刚发表的论文“演化热力学”,该文章成为跨越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桥梁。出国留学后,我在1981年加入普里戈金领导的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目标就是架起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工具是非线性动力学和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研究的起点是主流经济学的“老大难”问题——分工机制和经济周期。
我曾经问过我的博士生导师——比利时籍俄裔物理学家普里戈金,为什么他对跨学科研究保持终身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十月革命期间生于俄国,后随家庭流亡西欧。饱经革命和战乱的经历让他深感世界历史是非均衡、不确定和不可逆的。
他的科学兴趣在物理学,爱好在历史和人类学。让他迷惑的是,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是时间对称的(物理学对可逆过程的抽象表述),这和他观察到的历史相矛盾。时间箭头的起源成为他终身思考的科学问题。普里戈金因为对物理和历史不能取舍,就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开创了非平衡态物理学。
我自己的经历和普里戈金产生了共鸣,我成为普里戈金二十余年的学生与同事,有幸参与复杂系统科学的奠基,开拓经济复杂性的新领域。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有能力解决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留下的难题。我们认为数理经济学走过的弯路,不是用了太多,而是用了太少的数学工具。方法论的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不理解物理系统的基本分类,他们企图用封闭系统的静态数学工具来分析开放系统的动态演化,得到许多似是而非的结果。
经济是高度不平衡的耗散系统,有显著的生命节律和代谢周期。计量经济学用噪声驱动和布朗运动来刻画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不可能理解持续的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目前对读者来说陌生的经济复杂性,将成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的常识。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多是应用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不关心数理模型的现实性和理论基础。我是从事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深感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重要。科学范式变革的起点是观察“反常”的经验现象和提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来自1967年春季对太原重机厂做的一次田野调查,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主题:“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当时我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苏联引进的现代企业长期亏损,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水平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狭小。因为中国经济在西方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利用国际市场来实现重工业的规模经济。令我惊奇的是,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强调规模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毁灭”的核心地位。
1967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铁路局,在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工人。我的自号“眉山剑客”,说明我经济学研究的灵感,不是源于教科书,而是来自铁路工人的经验观察,以及学派交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铁路网络的连续安全运作,既要求集中的计划性,也需要横向的大协作,不可能只靠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跨时空的分工。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和经济的复杂现实比,还处在工业革命前的小农经济加手工作坊时代。

我在劳动之余,除了保持对理论物理的兴趣,还系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史、科技政策史和经济发展史。李约瑟问题(即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引起了我的注意。


文章来源:《求学》 网址: http://www.qxzzs.cn/zonghexinwen/2020/1111/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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