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的吴大昌：从富阳新登出发，求学联大成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薛莹

在路上的联大学生们。

作家杨潇的新书《重走》出版了，从长沙到昆明，1600公里的联大西迁路上，他寻找到了很多故事，有一些故事，与杭州有关。

我们随着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独行者”杨潇的“重走”，“遇到”了一位当年的杭州学子，他叫吴大昌，是清华大学第12级学生。

当年长沙临大的绝大部分教职员、部分男生和全部女生，是通过滇越铁路奔赴昆明的，只有一小部分加入了徒步团，历时68天，横穿西南三省，其中就有富阳新登人吴大昌。

现年103岁的他，生活在北京，与杨潇成了忘年交。杨潇说，老爷子一口江浙普通话，用放大镜看书看报，身体棒得很，只要戴上助听器，跟外人交流全无障碍。

杨潇写《重走》，致力于建立那么一道桥梁，使今日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们，可以更多体会到80多年前的同龄先辈们，为什么而走，他们这68天的西迁中经历了什么，又获得或失去了什么。

贵州西部的罂粟田。

【“西迁”后再回新登，已是8年之后】

1937年。时年为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一学生的吴大昌，7月初学校放了暑假，他回到新登的老家。新登，是富阳下面的一个镇，现在已划归杭州市管辖。

当时，吴大昌就是从当地的《东南日报》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消息的。

“通常是9月1日就开学了，那时候正是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一点消息都没有。”吴大昌等了很久，终于得知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消息，也是从报纸上，他就和几个浙江老乡通信，相约在杭州碰头，一起去长沙。

10月16日，浙江另一位学子费自圻离开嘉善，循沪杭线前往杭州，当时沪杭线天天有轰炸，“但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到达杭州后，费自圻准备经浙赣线转南昌赴长沙，结果列车过嘉兴就遭遇警报，他最终抵达长沙，但那天的经历，就在身边的轰炸和同胞的死难，成了他永远忘不了的梦魇。

另一位学子翁同文从浙江赴湖南的路上，也目击了同样的死难现场。

他们到达长沙后，临大实行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觉的位置，都按队中编制的次序。

杭州，是1937年的岁末沦陷的。随着东部大批国土的沦陷，人数众多的江浙学生成了无家可归者，更断了经济来源。

吴大昌记得他们在抵达昆明前的最后一站，有个奇怪的地名叫“亦资孔”，这是个很小的地方，条件很差，旅行团的最后一站，住在一个无人照管又停着几口棺材的破庙里，污秽有臭虫，“环境殊欠佳”。

当时的亦资孔，大约有二三百户人家，路旁不少歌颂分县长的德政碑，据说原来也曾繁华过，后来就成了这样子了。

在途中休息。

吴大昌于1938年4月28日下午随旅行团抵达昆明后，听到了先期到达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的训话，其中有“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

次日，学校通知，旅行团经费尚有节余，吴大昌和同学们都可每人做衬衫一件、裤一条，以补充旅行中的磨损。

5月1日，“完成护送任务，即将东归参加抗战的黄师岳连续两晚在昆明著名的海棠春酒家以个人名义设宴，先宴理工，后宴文法，请全团师生聚餐话别”，吴大昌记得，海棠春老板是川味厨师出身的袁炳奎，他融合了浙江口味和四川口味，“吃了什么不忘了，但那一顿是最好的”80年后，吴大昌依然记得那“舌尖上的味道”。

之后，昆明拓东路的迤西会馆成了他所在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所在地。他在这儿曾吃着盐水煮萝卜，怀念长沙油豆豉。

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吴大昌去了重庆工作，先是在江津金矿勘探队，后来又调去资源委员会电厂冶炼厂，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年12月，他买到船票东下，从重庆一路坐到南京，回到浙江老家新登时，已是1946年新年过后，他的父亲和弟弟还在，母亲却已经于1941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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