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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高考回忆录 | 魏辅文:靠“适应”走过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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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4年,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 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 新京报:和你当年高考相比,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
1964年,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
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
新京报:和你当年高考相比,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新京报:距离你经历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你觉得现在高考还重要吗?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的分数吗?拿到成绩时是什么感觉?
刚进大学时的魏辅文,稚气未脱。受访者供图
魏辅文:是学习。我对1984年的春晚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考研究生那一年。唯一就是春晚那天休息了,其他时候都在刻苦努力地学习。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十点关灯,我和同学们就到路灯下学。这是真实的,全是自愿学习。图书馆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我们在那里占位子,用黄书包放在凳子上。后面来的人才不管你,来了之后直接就把你的包甩一边儿去。那会儿没有其他想法,就是觉得要学好,立志要考研究生,还要继续上进。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填报的志愿是什么专业?
校对 薛京宁
新京报:在你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家庭有着怎样的影响?
魏辅文:我们家七姊妹,唯一就是我能够参加高考。那会儿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就靠父母工资加起来的五六十块钱养我们一家九口人。我最初只想读个中专,读了高中是意外。
新京报: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当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魏辅文: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家乡的村小,到了云阳县的东风小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
“我这一辈子,感悟最多的,就是‘适应'二字。”研究大熊猫多年,什么原因让这个物种从千万年前延续至今?他认为是适应。“无论是我的个人经历,还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因为适应,才能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来。”
20世纪90年代,动物所正处于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老一辈的生态学家们鼓励学生用微观手段去解决宏观的科学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魏辅文逐渐走上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道路。
2017年,魏辅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21年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魏辅文:中等。初中的成绩一般是排在前面,上了高中以后,全县各个区上中学的人都来了,把全县最优秀的人招到这个班上。那个时候我们一班是最好的班,配的都是当时中学最优秀的老师,数学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我们这个班上最后百分之七八十都上大学了。那会儿谈不上什么学习压力,我只有14岁,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6岁。反正就是学嘛,没什么特殊的。
魏辅文:我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感觉到很紧张。我的大女儿在2010年左右参加了高考,她考试的时候,我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紧张。第一天我上午送她去考试,中午骑着自行车把她接回来的时候,把准考证那些材料全扔到前面的车筐里。结果为了赶快回去吃饭让她休息一会儿,把准考证忘了。下午准备送她去参考的时候,一看准考证不在了,着急惨了。冲下来一看,准考证幸好还在。如果丢了,是否会影响一辈子不好说,但至少影响她那一年上大学。
新京报:你后来投身大熊猫研究,有没有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很辛苦?
2022年4月8日,魏辅文院士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魏辅文:高考肯定重要,这是一个平台,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高考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种地了。高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
因为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们就觉得要读书才行,就把我送到县城,离开父母住在我二姐夫家里。
魏辅文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
编辑 袁国礼
魏辅文:反正比本科录取线高30分左右。很高兴很激动,能进哪个学校不晓得,但是肯定是考上了。我在我们班上成绩不是特别好的,也就是中游,那时一个班50多个人,40多个人都上了大学。
作为保护生物学家,魏辅文目前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兼任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文章来源:《求学》 网址: http://www.qxzzs.cn/zonghexinwen/2022/0606/1436.html